中國古代中所謂的“禪讓”制度，類似于現在的投票選舉，呼聲最高的候選人將接任大權，成為下一任的領導者，這與血統(tǒng)和身份無關，是一種和平轉讓權力的方法。

《莊子·雜篇》中說：“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huán)，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這里說的“相禪”就是替代的含義，權力的和平轉移以堯舜禹最為美談，千古以來，人們提及這三位君主都是稱頌不已，他們成為了“托古改制”的原始依據，但事實上卻并不是儒士口中所傳承的那樣。

在史書上有所記載：《尚書》的《堯典》、《舜典》、《大禹謨》等篇這樣寫道，堯在位七十年后，其子朱丹不成器，不得百姓愛戴，作為駙馬的舜那時已然攝政，但仍保薦丹朱治理南河8年。直到朝臣和百姓認為丹朱不是治國之才，紛紛靠攏“賢明”的舜，讓堯也了解到他的兒子朽木不可雕，舜才以一句“天也”結束了丹朱的政治生涯，坐上了帝位。這樣看來，似乎并不是堯讓位，而是舜自己取代了丹朱。所以。法家先人韓非子有這樣的批語：“舜逼堯，禹逼舜。”堯不得不傳位給舜，實乃舜已經完全得到百姓的愛戴，近百歲的堯又能如何呢。

《尚書》中還有言：堯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舜即位后，立刻除去了共工、終、鯀、歡兜等一干堯在位時的名臣，終使天下臣服。很顯然，共工等人大可能威脅到舜的順利即位，所以才慘淡收場。此招“殺雞儆猴”再明顯不過。政治上的權謀和利益關系，哪里是一言就道得清楚、說得明白。不過舜的地位到最后也是膽戰(zhàn)心驚地坐著，因為即將取代他在人民心中地位的人，正是鯀之子大禹。

舜是禹的殺父仇人，此乃毋庸置疑的事情，所以禹治水成功后，能甘心為舜所用嗎?此時再看韓非子的“禹逼舜”這句話，頓覺其中的精到之處。雖然《史記》上講，舜南巡不幸病死途中。但魏國史書《竹書紀年》卻這樣記載，舜年邁體衰，禹于是迫舜去南方巡查，實則“放逐”，舜因此死于途中，兩個妃子娥皇、女英都不在身邊。舜死得如此孤獨，于是便有了晉代張華《博物志》中記載的凄慘結局：“堯之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一劇“湘妃斑竹”的戲目，在娥皇、女英哭死之后凄婉落幕。

不管是《史記》的記載更符合真實歷史，還是被稱為“野史”的《竹書紀年》更貼近現實境況，總之舜的死實則是有蹊蹺的。今日無論如何推測，都不可能再現當時的情景，又如何知道舜傳禹帝位是否有內幕的存在?

其實，原始社會除了堯、舜、禹三人是以“禪讓”名目傳帝位之外，在之前“禪讓”根本就不曾存在。從軒轅黃帝開始一直遵循著子承父位的規(guī)矩，黃帝王朝子孫相傳共傳了七君，這是不爭的事實。

孔子翻遍了歷史，才找到堯、舜、禹三人并非子承父業(yè)的例子，于是以“天下德者”居之教育子弟，到各國游說各色君主，把禮樂、道統(tǒng)束之高閣。而事實上，孔子及其弟子用了兩千多年的時間，實踐的一直都是希冀將君主化為圣人的治國政統(tǒng)，而非將圣人化為君主的治國道統(tǒng)。儒家的道德理想，從始至終都為君主所利用。

禪讓在儒家的道統(tǒng)中是上古圣賢明智的象征，是最正確的政治的舉措。堯讓位給舜，舜讓位給禹……這些無疑是道統(tǒng)凌駕于政統(tǒng)的標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此乃孔子一生篤信的圣人治國策略、追尋的道德理想，就連呂不韋也曾以此言，暗示秦始皇的暴政即將倒臺。

于是有人認為，政道合一、儒家道德規(guī)范成為政治手段，才是永久的統(tǒng)治之道，但可惜古老的禪讓和德治還是不幸地破滅了。真正的事實是，人們一直認為存在的“禪讓”，不過是為政治杜撰出的謊言而已。

是誰剝開了“禪讓”的謊言，我們或可從魏文帝曹丕的身上得知一二。曹丕心安理得地接受傀儡漢獻帝禪讓地位之后，脫口而言：“舜禹受禪，我今方知。”一句話揭露了古代“禪讓”背后的實質，在曹丕看來：原來天下唯“德者”居之，實則應該改為天下惟“權者”居之，誰的實力足夠強，誰的地位足夠穩(wěn)，誰就可登上帝位。曹丕度古人之腹，雖有偏頗，但未必不是空穴來風。

看天下千百年斗爭，越是亂世，“禪讓”的戲目上演的便越精彩。以上內容是講政權的輪替更迭，讓古老的“和平性異姓奪嫡”事件走出了“禪讓”的神話怪圈，讓人們也認識到被歷史和人們理想化了的政治謊言有多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