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lián)網(wǎng)改變書籍傳播真知的方式。互聯(lián)網(wǎng)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自由?；ヂ?lián)網(wǎng)肢解了世界規(guī)則對人造成的束縛?；ヂ?lián)網(wǎng)是包羅萬象的思想武器 ?；ヂ?lián)網(wǎng)是展現(xiàn)人性陰暗面的惡魔?；ヂ?lián)網(wǎng)承襲了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過去?；ヂ?lián)網(wǎng)透視著社會發(fā)展的走向。

1. 解釋為何書籍不再重要的書籍種類繁多

1997年，《哈利波特》第一部面世，僅僅一年后通用搜索引擎谷歌（Google）創(chuàng)建。而赫敏·格拉杰（Hermione Granger），那個迷人的優(yōu)等生，仍泡在霍格沃茲的圖書館里，在書柜間埋頭研究傳說中的蛇怪是什么，或者怎樣煉制迷魂藥。受訓的巫師可能有一個魔板，只要在上面寫上名字，就會在頃刻之間蹦出來一大堆相關的新聞故事、學術文章，還有圖片（包括那些她不應該看到的），這個點子比起魁地奇的掃帚可要HIGH多了。今天，為繼續(xù)發(fā)揚圖書館癖，電影中的赫敏不得不繼續(xù)沉浸在書海里。而那些當年的小讀者們早已長大成人，他們會喋喋不休地問父母說：“她為什么要這么做呀？她為什么不直接去Google一下呢？”

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機器已能超越魔法想象，更加印證了我們生活中信息交流領域的技術革新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所處的這個技術革命不只是眾多技術革命之一，這場技術革命是我們正在經歷的一次社會大變革。在過去的20年間，我們所目睹的變革并非發(fā)生在道德層面——它幾乎沒怎么變過，而是在事情發(fā)生的方式上：上世紀80年代你就能在家庭影院中聽到“fuck”一詞；變化在于我們現(xiàn)在已經能用twitter或即時通訊軟件發(fā)送這個詞。小說家依舊固執(zhí)地追求內容，而教授則仍沉迷于它給智商造成什么影響。

這種變化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涌現(xiàn)出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對其或褒或貶。一系列詮釋書籍為何已經不再重要的書籍的出現(xiàn)成為一種悖論——即使是切斯特頓（Chesterton，英國文學史上少有的博學大師）也無法理解，但它們確實就這樣出現(xiàn)了，而且走的還是經典路線：歌功頌德、惶恐不安、冷靜清醒、還帶著些興高采烈。當烤面包機發(fā)明出來時，不出意外有許多書蹦出來。有的書告訴你烤面包機的出現(xiàn)開辟了早餐新紀元，這在用明火烤面包的時代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有的書告訴你烤面包機的出現(xiàn)會扼殺昔日的創(chuàng)意早餐，因為成天吃著相同的面包片長大的孩子永遠都不會知道自己手上的面包原來是什么樣子；也有的書告訴你烤面包機有時會使早餐變得更好，但有時也會變得更糟，要知道究竟是好是壞你得先乖乖掏錢把書買下來。

那些關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新書就包括以上三類：我們姑且稱它們無與倫比、寧可沒有和缺乏定論（下文分別用A、B和C替代）。那些A的書認為我們正步入一個新的烏托邦，那里信息自由民主，消息會自下而上順暢傳遞，愛會籠罩世界，曲奇會自己烤好。那些B的書覺得如果這一切都沒有發(fā)生的話，我們或許會過得更好，并且即將結束的世界比正在興起的世界好的多。至少來說，書籍雜志為我們的思想營造的私密空間是22世紀信息爆炸所不能比擬的。以至于那些C的書堅持說現(xiàn)代社會像互聯(lián)網(wǎng)這樣的事物無時無刻不在出現(xiàn)，梳理數(shù)據(jù)和連接用戶的新方法總能使一些人激動不已，而使另一些人不寒而栗——但這種事的發(fā)生正造就了我們如今現(xiàn)代的時刻。一個人的期望可能會和A不謀而合，他的大腦則站在C一邊，那他的內心呢？好吧，讀過20多本書之后，他的內心將會傾向于支持B，然后縮回來找一個更有歸屬感的地方。

2. 互聯(lián)網(wǎng)促進自由？

在那些A主義者之中，紐約大學教授克萊·舍基（Clay Shirky）——《認知過?！芬粫驮S多文章博客的作者，他宣稱數(shù)字千禧年已經到來——是最春風得意并且或許是最自信的一位。說“或許”是因為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種過度挑釁元素（所以人們都不去讀托爾斯泰的書？好吧，托爾斯泰的書太遜了），這意味著在文字的背后有一些讓人緊張的東西。舍基相信我們正處于洶涌的民主信息浪潮的頂峰：古騰堡（Gutenberg）的活版印刷術促成了宗教改革的發(fā)生，宗教改革又導致了科學革命的發(fā)生，科學革命導致了啟蒙運動的興起，啟蒙運動創(chuàng)造了互聯(lián)網(wǎng)，隨著進展一步步推進，自由度也有來越大。雖然這個過程可能要花一點時間，但這一新型認知技術，以全新的方式將人們匯聚在全新的群體中，必然會帶來更多的自由。這就像是輝格史的《連線》版本：追求卓越，積極向上，永不止步。在約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的著作《互聯(lián)網(wǎng)正在改變你思考的方式嗎？》中，進化心理學家約翰·托比（John Tooby）也有相同的欣喜——“在我們周邊，隨處可見足以與印刷革命匹敵，甚至更勝一籌的變革”——并且他說的一句話與古騰堡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印刷書點燃了過去大部分人浪費的學術潛力……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在它們存在的那個時代——是印刷機帶來的意外產物。”

舍基和托比的A主義有它自己的長處，但它所引用的歷史就好像來自于麥片盒子的背面一樣不靠譜。印刷術的發(fā)明使得民主且自下而上的信息新秩序得以迅速產生的觀點是對事實的嚴重扭曲。如果印刷術促進了宗教改革，那么它促進的最偉大的思想之一將是路德（Luther，宗教改革發(fā)起人）最新發(fā)明的反猶太專制主義。然而緊隨宗教改革之后的不是開啟文化自由和開放新時代的啟蒙運動，而是反宗教改革運動。反宗教革命運動也通過印制書籍散播其思想，向世人宣揚改革主義者是怎樣的蠢貨，從而引發(fā)了長達百年的宗教戰(zhàn)爭。即使在兩個多世紀后的18世紀50年代，仍可見伏爾泰（Voltaire）在他的書中描述持“異端”的人被火活活燒死的恐怖現(xiàn)象。而深埋在托比簡短的插入語——“在它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之下的是數(shù)百萬人的遺骸。如果自由和民主的思想出現(xiàn)在印刷時代后期，那么它不會是因為某些技術邏輯，而是由于一些同時期的創(chuàng)想在歷史長河中艱難取勝，比如有限政府和宗教容忍的思想。

當然了，如果你把時間拉得足夠長，并對起因不那么在意的話，你可以給印刷術戴上任意你喜歡的頭銜。但現(xiàn)代意識的所有媒介——從印刷機到收音機和電影——都被獨裁反動派、接著是現(xiàn)代極權主義很歡樂地拿來壓制自由并強制統(tǒng)一不同意見，正如被自由主義者拿來擴張一樣。正如安德魯·帕蒂奇（Andrew Pettegree）在他最新研究《文藝復興時期的書》中指出的那樣，17世紀歐洲印刷革命的中流砥柱不是持不同政見的小冊子，而是皇家詔書，一印就是好幾千本：本質上來說，那時所有的新媒體都在為kinglouis.gov（路易國王政府）工作。[!--empirenews.page--]

即使是后來，羽翼豐滿的極權主義社會也不會焚書。他們只是選擇性地燒毀一些書，然后讓印刷機開足馬力印刷他們的書，數(shù)量如此之大以至于50年代中期據(jù)說斯大林在印的書比阿加莎·克里斯蒂還多。（回想一下在《1984》中溫斯頓的女朋友在“內黨”領袖“老大哥”的出版社工作的情景。）如果你想將一切好事都歸功于印制的書籍，或任何機器生產的東西，你必須也要讓它對壞結果負責。未來的一個世紀里互聯(lián)網(wǎng)可能會創(chuàng)造更多自由，但并沒有歷史規(guī)律規(guī)定它必須這么做。

很多更知名的A主義者并非在凌亂和歷史和混雜的政治中尋找快樂，而是在心理學中——它是我們思想的延伸。在爭論伊始，他們聲稱認知并不像機器人羅比一樣，是頭腦中一個小小的處理程序，在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的《心靈的擴張》和羅伯特·K·洛根（Robert K. Logan）的《第六語言》中這一爭論得到升級。認知是信息、記憶、計劃和身體動作的持續(xù)流動，在此之中的思想和之外一樣多。如果電視創(chuàng)造了地球村的話，那么互聯(lián)網(wǎng)就創(chuàng)造了全球靈魂：每個人就像一個神經元被鍵入，因此在一個火星觀察者看來，我們就是一個行星腦的組成部分。精巧的裝置并不會改變意識；事實上精巧的裝置就是意識的一部分。我們可能不會比以前做得更好，但我們一定與過去想得不同。

說到底，認知糾纏（cognitive entanglement）就是一種生活法則。我的記憶和我妻子的記憶混雜在一起。當我不能回想起一個名字或一個日期時，我不會傻乎乎地去找出來，我會去問我的妻子。我們創(chuàng)造的機器正是以這種方式變成我們的配偶替代品和外掛同伴。杰瑞·宋飛（Jerry Seinfeld，喜劇演員）曾說公共圖書館是每個人的朋友，但它很可憐，因為人們隨口一說它就得借書，并只懇求你能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還回來。而Google則像是全世界的瑟伯妻子（譯注：借指強勢的女性）：耐心而又得意地笑著解釋悼詞（eulogy）和挽歌（elegy）之間的區(qū)別，告訴你去哈肯薩克外小餐館的最佳路線。何謂新時代？在新時代里，在我們指尖有一位無所不知的另一半。

但是如果認知糾纏真的存在的話，那么認知憤怒（cognitive exasperation）也會存在。丈夫和妻子互相否認對方的記憶的次數(shù)和他們互相依靠彼此的記憶的次數(shù)一樣多。一切都好，除非到了真正算賬的時候（比如在離婚法庭上）。如果以一個直接實際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可以從大量民眾搭建起來的維基百科中看到所謂的“意識延伸”的極限，而維基百科正是新的涵蓋面廣闊的超大型認知產物：當達成一個簡單共識時，一切都好。當對于諸如資本主義的起源這種價值觀或事實產生異議時，還是一切都好?，F(xiàn)在正反兩面你都知道了。但是當某一方是正確的，另一方錯了卻又不自知的時候問題就來了。莎士比亞作品的作者頁面和都靈裹尸布就是這種持續(xù)紛爭的寫照，都塞滿了大量不可靠的信息（譯注：據(jù)說莎士比亞的作品很多都不是他本人寫的，都靈裹尸布也不一定裹過耶穌）。神創(chuàng)論者和進化論者一樣不遺余力地將網(wǎng)絡空間的每一個比特都填滿，并以相同的程度延伸他們的思想，將網(wǎng)絡空間填得滿滿當當。我們面臨的麻煩不在于智慧的整體性缺失，而是如脫韁野馬般不可控制的純粹傻勁兒，并且似乎似乎沒有一種機器或思想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3. 互聯(lián)網(wǎng)肢解世界？

那些由B主義者寫出來的書比由A主義者寫出來的更加動人，原因和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直到入土之后才迎來他的巔峰時期是一樣的：失去總是偉大的詩歌主題。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的《淺灘》、威廉姆·鮑爾斯（William Powers）的《哈姆雷特的黑莓》和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的《一起孤獨》都對這樣一種觀念感同身受，那就是一直存在著的，你用緊繃的神經和失去的讀書時光和破碎的關注換來的“黑莓和即時信息世界”并不值我們付出的那些東西。“媒介確實很重要。”卡爾曾寫道，“作為一種技術，書讓我們的注意力集中，使我們免受充盈于生活中的分心事所干擾。而一臺聯(lián)網(wǎng)的電腦卻做著完全相反的事，它設計出來就是用來分散我們的注意力的……在知道我們的思想深度與專注程度直接相關后，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隨著我們適應網(wǎng)絡的精神環(huán)境，我們的思想深度正在越變越淺。”

上面三位A主義者每個人的故事都大同小異?？栕铌P注的是互聯(lián)網(wǎng)肢解我們反省式思維的方式。它對這一狀況在他的生活中如何發(fā)生的描述讓人感同身受又感到些許凄涼，只是他堅持認為真正的損傷位于神經層面，我們孩子的大腦正被太多的即時信息等類似的東西所改變，這稍稍掩蓋了他思想的光彩。這個想法看起來讓人印象深刻，實則是畫蛇添足。改變當然發(fā)生在大腦里了，難道還能發(fā)生在其他部位不成？這就等同于說玩橄欖球不止影響孩子的體格，還改變了讓他能夠投擲和接住橄欖球的肌肉一樣。

鮑爾斯的想法則更多的以家庭為中心，也更加實際。他動人地重述這家庭生活如何被永無止境關于智能手機和電腦屏幕的問題所摧殘。

一些人借口上個廁所或者打一杯水離開了，誰料卻一去不回。5分鐘后，另一個人也坐不住了，也用同樣俗套的借口說道：“我要去看點東西。”……這些人都去哪兒了？當然去看他們的屏幕去了，他們這幾天不都是去這些地方的么。數(shù)字時代的人們能夠將數(shù)字的觸須伸向任何一個角落，以至于一家人都不能花半個小時坐在一起，做到其中一些人，或者所有人不去看屏幕……我目睹著家庭正在“消失”，而我自己卻身不由己也這么做。有時我只是覺得愛本身，或者我們內心代表愛意的活動，正被我們手中的屏幕逐出家門。

鮑爾斯接著又跑去咨詢七位智者——柏拉圖、梭羅、塞內家等——他們對獨處和內心世界的美德有自己的看法，這些看上去都夠了，但是他似乎忽略了重要的一點：那些智者并非都支持讓新分配成為可能的，且我們現(xiàn)在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自由。（他明知塞內家是為尼祿大帝效命的，但卻在腳注中堅持認為讓羅馬陷入火海的無能暴君只有在炒了這位哲學家之后才為所欲為，且行為舉止變得像一個網(wǎng)絡成癮者。）[!--empirenews.page--]

同樣，尼古拉斯·卡爾拿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做例子，因為后者早在50年代中期就預見到新技術將打破西方智慧賴以立足的冥想空間。不過鑒于海德格爾沒多久就從他自己的冥想空間走向了納粹政權，這段歷史也就沒有多少好懷念的了。雪莉·特克在《一起孤獨》中動情地講述了傳統(tǒng)的閱性文化如何被遠程互聯(lián)網(wǎng)連接文化摧毀并取代，書中引用的一項研究顯示大學生的移情能力顯著下降，他們顯然“很少認為換位思考或者理解他人是很彌足珍貴的”。這一例證同樣不能讓人信服。那該怎么辦？另有A主義者指出有研究表明閱讀小說能提高人的移情能力。但如果讀一大堆小說真的能讓你更容易移情的話，那大學的文學系可就要被最慈悲為懷、寬容大度的靈魂擠滿了。但到目前為止，這一切都未發(fā)生。

從約翰·布洛克曼那些關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作品和他的思想中透出這么一點，那就是當人們極力描述他們被互聯(lián)網(wǎng)拉進來的狀態(tài)時，他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充滿破碎和分離的極其熟悉的圖景中來。生活曾經是完整的、連續(xù)的、穩(wěn)定的；但它現(xiàn)在支離破碎，一塊一塊碎片在我們身邊閃閃發(fā)光，生活不再穩(wěn)定，而且再也補不起來了。如作家凱文·凱利（Kevin Kelly）所言，這個世界已成為濟慈筆下的“白日夢”。（譯注：“白日夢”出自濟慈的詩歌《夜鶯頌》“Was it a vision， or a waking dream？ ”）

奇怪的地方在于這種抱怨對于A主義者來說是感同身受，但它卻和波德萊爾（Baudelaire）對于1855年的現(xiàn)代巴黎，或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對于1930年的柏林，或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uluhan）在1965年面對三通道電視機（還有加拿大電視）時的感受一樣。當百貨超市用發(fā)條木偶裝點圣誕節(jié)的櫥窗時，整個世界卻正慢慢變成碎片；當城市的馬路上到處都是由身著鮮艷的送信人駕駛的四輪馬車時，你已經分辨不出真實和模擬之間的區(qū)別；當人們都聽著78轉的老式唱片、看著彩色的報紙副刊時，世界已經變成了破碎景象的萬花筒；當廣播空氣中彌漫著身著正裝讀新聞的人的黑白影像的嗡嗡聲時，生活的所有部分已經和你的幻想世界交織起來，再也分不清楚了。馬克思（Marx）說過現(xiàn)代生活的特征就是所有事物都分崩離析，這句話可不是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說的。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需要這種情況真實存在，因為我們覺得這么多繽紛的事物看起來如此真實。我們如此深陷于這種破碎感，以至于回首過去把它歸咎于過去無法制造的機器。常言道：如果你只有一把榔頭，那么萬物看上去都像釘子；那么，如果你認為這個世界破碎了，那么每臺機器看上去就像打破它的那把榔頭。

4. 互聯(lián)網(wǎng)包羅萬象？

最后一類C主義者考慮新數(shù)字時代時，正是這樣的直覺打動了他們。他們認為一種讓人眩暈的過載感正是當代的主要感受。每時每刻機器都在為新的聯(lián)系和循環(huán)創(chuàng)造回路，正如讓19世紀的科學家們通過郵件合作的郵資郵票那樣明顯，或和讓一個16歲的紐約小孩和在班加羅爾的導師咨詢的Wi-Fi連接一樣新奇。我們新的迷惑正是舊的那些迷惑。

在那些C主義者中，哈佛歷史學家安妮·布萊爾（Ann Blair）可能是最野心勃勃的一位了。在她的出版書《學知無涯：前近代學術信息的管理》中，她聲稱我們現(xiàn)在正在經歷的就像其他人很久以前經歷的一樣。布萊爾不同意舍基和托比的卡通歷史，她辯稱“信息過載”的感覺并不是因為古騰堡發(fā)明了印刷術，它在印刷出現(xiàn)之前就已埋下了種子。她想要人們抵制“盡力減少隱藏在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到科技或其他任何一種想法的沖擊背后的復雜因果關系。”但不管怎么說，發(fā)生關鍵革新的不是印刷術，而是紙張：“在中世紀后期，由于紙張的大量使用，以及修道院和學校環(huán)境以外的讀者數(shù)的增多，手稿的產量陡然上升。”這么說來，與其說我們的思維受到書籍的影響，還不如說受到了指數(shù)下滑的影響。布萊爾表示那些看起來頗為21世紀的活動始于人們從一個手稿上黏貼東西去另一個手稿、制作聚合新聞概要、相互傳閱概要。“先進的早期搜索設備”由此應運而生：列出引用和標題。

每個人都在抱怨新信息科技對我們思想產生的影響。每個人都說洪水般的書籍讓我們的注意力不得休息而又支離破碎。每個人都在抱怨小冊子和詩歌正在讓小孩失去聚精會神的能力，那些優(yōu)秀大型的手制書籍正在被人們忽視，被那些伊拉茲馬斯（Erasmus）稱作“愚蠢、無知、刻薄、誹謗、瘋狂”的印刷書籍掃地出門。那些還在圖書館查詢卡片目錄的讀者和我們處于相似的意義重大卻又讓人迷茫的劇烈變革中。卡片目錄是那個時代的搜索引擎，且需要詳細解釋給那些迷茫的研究人員聽——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點像赫敏“把東西找出來”的想法。對于相關學科不同書籍的全面審核和對它所需求的想法的必要簡化，這種獨特的邪惡而又必要的事物早在1500年就出現(xiàn)了，之后一直被攻擊說它顯示的內容太簡略了。在這個那些我們不再有時間去讀的大型古典書籍被寫出來的年代，通常的抱怨就是我們沒有足夠時間去讀這些大型古典書籍。

在我們找到的布萊爾和帕蒂奇的思想碰撞中，關于思想和機器、快樂和悲傷的聯(lián)系的作品讓我們有了一個更廣闊思維：在任何時刻，我們最復雜的機器會被當作人類智慧的典范，而不管孩子們喜歡什么媒介，都會被當作我們愚蠢的原因。在自動織布機存在的時候，我們的思想就像是自動織布機；由于織布機時代的年輕人喜歡讀小說，而正是廉價的小說讓我們的思維退化。當電話交換臺存在的時候，我們的思想就像是電話交換臺，并且在同一個時間段由于五分錢娛樂場處于統(tǒng)治地位，電影讓我們變得更加木訥。當電腦主機到來，電視機成了孩子們喜愛的東西時，思想就像是一臺主機，而電視則是我們愚蠢行為的驅動器。一些機器顯示出我們還有思想，而一些由機器轉化而來的娛樂設施卻一直說我們沒有思想。

仗著這些類比，C不屑地笑笑，對B說：“是啊，一些新機器是在毀滅萬物，這些事情我們都經歷過。”但B可以反擊說：“可如果說是互聯(lián)網(wǎng)在搞破壞呢？”憂郁癥患者老是擔心會長個痘痘或起個雀斑，我們會嘲笑他們，但痘痘和雀斑遲早會長出來。而世界也確實會倒退。當汪達爾人攻到家門口時，一個羅馬人這么對另一個羅馬人保證道：“他們是群野蠻人，哪個時代都有野蠻人，但最終還是被同化了。”然而呢，接下來你會發(fā)現(xiàn)，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羅馬人再沒洗過一次熱水澡，也沒出過一本好書。[!--empirenews.page--]

那么如果事情真的是這樣的話，那它最開始是怎么會發(fā)展成這樣的？數(shù)字世界是新事物，而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真正的得失不在被改變的神經元或移情測試中，而在于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我們心情、生活和感覺產生的細微改變。比如說有這么一種簡單而又鬼魅的感覺：互聯(lián)網(wǎng)使我們仿佛居住在一個人聲嘈雜而又無邊無際的圖書館里——就好像一個人每晚都睡在大學圖書館的書架間，周圍滿是各式各樣的書，人們的爭辯聲不絕于耳，什么事都可能發(fā)生。這里有社會學書、科技書、昔日的樂譜和菜單，你可以隨時去期刊室讀《新政治家》上的老文章。（你還可以大聲地和隔壁閱讀室的朋友說悄悄話，詢問曲棍球賽的比分。）意識到互聯(lián)網(wǎng)就像圖書館讓你離真相又近了一步。住在圖書館里是件新鮮事，但圖書館本身一點都不新鮮。

5 。互聯(lián)網(wǎng)是惡魔？

當然了有東西在你思想周圍縈繞與你的思想緊緊圍繞某些東西是不同的。我們現(xiàn)在身處的不是思想延伸的時代，而是自我逆轉的時代。那些通常處于我們內心陰暗處的東西——強迫性性幻想、陰謀、固執(zhí)狂妄和戀物癖——現(xiàn)在都顯露無疑：你只要輕點一下鼠標就能讀到肯尼迪的尸檢報告，或看到納粹軍禮或被綁架的瑞典空乘。但那些曾經外在的、受制于謹慎和羞恥心這種社會法則的東西——尤其是我們和其他人的聯(lián)系——現(xiàn)在卻輕易地內化了，感覺就像純粹的本能沖動在作祟。我自己也有這種感受：在一個曲棍球論壇上匿名留言時，我會得意地說北美曲棍球聯(lián)盟（NHL）理事長蓋里·貝特曼（Gary Bettman）的壞話，而不是正兒八經地思考說的話有沒有根據(jù)。因而互聯(lián)網(wǎng)留言的惡意無限就體現(xiàn)出來了：這不是我們發(fā)泄的新怒氣，而是我們一開始就這么想，而這在以前因為說的時候還要看聽眾的臉色而會受到社會制約——那些曾在我們內心恣意的恐怖音樂現(xiàn)在被公然放出來了。

社交網(wǎng)絡和社交圈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東西，因為社交圈的作用是限制我們的嗜好，而社交網(wǎng)絡則會拓展它們。我們內心中的東西只需一次鼠標點擊就能暴露出來，而外在的東西要內化到我們心中則要費很大功夫，要一個人自己去體驗。自從互聯(lián)網(wǎng)到來之后消失的安詳寧靜之感亦是如此，這點已由“從未更好”主義者恰當?shù)刈C實，安詳寧靜的感覺與其說是因為不再受別人煩擾，還不如說是因為更少地受到自己內心力量的壓迫。關掉你的電腦，那么你的內心就不會有這么多的煩惱，也不會這么招搖地煩惱。

壓迫我們的不是一些特殊的惡魔，而是機器的全景存在性。只要簡單地減少機器的數(shù)目就能朝緩解混亂這個目標前進一大步。但這反過來又會導致另一件可能十分顯著的事情，就像狗在夜里不叫一樣詭異。在“從未更好”主義叢書中，電視機從來就不是稀缺物，也沒有被忽視過；相反，威廉姆·鮑爾斯在《哈姆雷特的黑莓》一書中描述他的家庭為了能過上一個不插電的星期日而作出的一項決定，他告訴我們說無屏幕協(xié)議不包括電視機：“對我們來說，看電視已經成為了一種主要的在一起的體驗，可以讓所有人都聚起來而不是各顧各的。”（“ 你就不能把那破玩意關掉，和我們一起來看電視嗎？”一位父親向他的兒子喊道。）

但是我們現(xiàn)在所聲討的關于互聯(lián)網(wǎng)對“內在性”的毀滅在幾十年前卻是用在電視機身上，而且程度相當。杰瑞·曼德爾（Jerry Mander）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削減電視的四個理由》揭示出了電視讓人上癮的本質和它對觀看者內心生活的毀滅；不久之后喬治·特魯（George Trow）提出說電視導致了語境的喪失、框架的瓦解——簡而言之這正是互聯(lián)網(wǎng)現(xiàn)在正在做的事。而比爾·麥基班（Bill McKibben）在他那本講電視的書末尾將看電視比作看池塘里的鴨子們（ducks，尤指奇特、古怪、無惡意、滑稽可笑的家伙）；尼古拉斯·卡爾離開電腦去看《瓦爾登湖》也是相同的原因。

現(xiàn)在電視機就像是墻角落一個無害的小壁爐，一家人擠在那里一起看《我家也有大明星（Entourage）》。電視不只是聽話的，它還是確實親切的。這讓你覺得它以前背過的壞名聲不是因為它的本質是壞的，而是因為它無處不在。一旦它不再是全部，它就是普通的事物了。真正隱藏在電視機的惡魔正是用戶自身的不知疲倦。一個沒有肉吃的周一對于一個被強迫的素食主義者來說是好的，因為它通過防止吃貨們大吃特吃來緩解食物鏈的壓力。同樣的，一個不插電星期日要比完全遠離互聯(lián)網(wǎng)要好，因為它證明我們離開屏幕也過得好好的，即使只有一天。

90年代的赫敏從未得到她的iPad，未來還要在書架間呆著。但幻想中的新互聯(lián)時代的工具可能已經到位。對于互聯(lián)網(wǎng)而言，屏幕就像托爾金《魔戒》中的真知晶球——一塊能讓巫師看見整個世界的“預見石”。它有強大的魔力；巫師能看透整個世界。但是風險也是真真切切的：邪惡的事物在大量呆板的好東西的襯托下邊的更加栩栩如生。危險不在于用戶會失去對世界的認識，而在于他們會整個失去均衡感。你可以這么想：魔多的軍隊不僅數(shù)量眾多并且氣勢洶洶——他們卻是這樣——而是無窮無盡還是無敵的——事實上他們不是。

思想比承載它們的東西更加重要。新發(fā)明可能會塑造我們的意識，而正是我們的意識制定了我們賴以生存的信條。每個吃早餐的人都知道，烤面包片實際上與面包質量的好壞，怎么切片，甚至烤面包機沒什么關系。因為一個人不能僅僅依靠烤面包片活著。真正的原因完全在于黃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