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我國研究所多為國家投資的事業(yè)單位，其承擔國家各種重點科技項目也理所當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國際形勢的的變幻，國家對各研究所的技術改造投資力度是日益加強的，總體水平雖不及先進國家，但許多設備、儀器亦屬世界一流的，絕對是“鳥槍換炮”，今非昔比了。

    但這些擁有現(xiàn)代化設備的研究所的各級領導是否具有與之相適應的現(xiàn)代化管理理念呢？鄙人不敢說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各所水平是參差不齊的，然現(xiàn)實情況不容樂觀。

    過去是黨領導一切，黨委雖然包攬所有工作，但黨委做決定是還有個“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隨著“廠長負責制”的引進，各級黨組織已基本沒什么權利了，應該說這是件好事，可我們在學習資本主義“廠長負責制”的同時，卻未引進人家的各種監(jiān)督機制，才導致今日的權力極端個人化，行政、財務、人事、技術全都一人說了算，而無人能加以制約，這是極不正常和極為有害的。

    其害之一，一個人不是萬能的，所謂“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一把手所做的決策能是百分之百正確嗎？尤其在技術問題上，隔行如隔上，誰人敢說他能包打天下？然則事實是正確的要執(zhí)行，不正確的也要執(zhí)行，甚至連職代會通過的給職工的福利，一把手一句話就取消了。這是法制還是人制呢？

    其害之二，大事小事均由一把手說了才算數(shù)，極大地挫傷了副手及下屬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

    其害之三，權力的極端個人化極易滋生官僚、武斷、腐敗，為了個人的名利，工作成績歸于自己，錯誤責任推給下屬，欺上瞞下，弄虛作假，報喜不報憂，不一而足。

    凡此種種，必將極大地阻礙科研工作的正常開展，其最終結果是使國家的巨額投資收不到應有的效果，耽誤了的一切后果又有誰來承擔這個責任呢？誰又承擔得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