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扎克伯格和妻子普里西拉·陳本周宣布，將在一生中捐出所持99%的Facebook股份用于慈善。目前這部分股份價值近450億美元。

外界對扎克伯格夫婦的決定多有褒揚。然而也有業(yè)內人士認為，扎克伯格此舉實為避稅，而通過掌控資金雄厚的慈善組織，他將獲得遠強于普通人的話語權，從而威脅社會的民主和公平。

資本主義的重塑

去年，創(chuàng)立于2000年的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捐出了近40億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資金用于對各種疾病的研究，包括艾滋病、瘧疾、小兒麻痹癥和肺結核等。在貧窮國家，這些疾病導致了數(shù)百萬人的喪生。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陳也已捐出數(shù)億美元，用于各種目的，例如對抗埃博拉病毒。扎克伯格在Facebook個人主頁致女兒的一封信中公布了自己的決定。

信中稱，他們成立的新慈善機構“陳-扎克伯格行動”將專注于“發(fā)揮人類潛力，促進公平”。而首先關注的領域將包括個性化學習、疾病的治療、人群的互聯(lián)，以及建設更強健的社群。

不過，引起外界關注的并不僅僅是捐款的數(shù)額之高。大規(guī)模慈善活動正在重塑當代的資本主義。盡管資本主義制度仍存在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現(xiàn)象，但這樣慈善舉措正在成為有力的辯護依據(jù)。扎克伯格、蓋茨和巴菲特都建立了成功的公司，創(chuàng)造了無與倫比的財富，但他們也向華爾街的對沖基金經理、俄羅斯的寡頭、歐洲的工業(yè)家，以及阿拉伯的石油大亨們等富豪群體發(fā)出了明確信號：“你得到的越多，受到的期望就越大。”

在2007年哈佛大學的演講中，蓋茨表示，他去世的母親曾對他說過這樣的話。2010年，蓋茨和巴菲特向“超級富豪俱樂部”提出倡議，希望他們能捐出財富的至少一半。自那時以來，已有超過100名億萬富翁簽訂了“捐款承諾”。其中一些超級捐款者，例如巴菲特，甚至愿意讓他人來管理自己的捐款。不過，更多的億萬富翁成立了自己的慈善機構，以追尋個人的理想。這種現(xiàn)象被稱作“慈善資本主義”。

避稅帶來爭議

這是有利的一面。但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慈善捐款意味著納稅人需要付出代價。有人甚至認為，這將不利于更廣泛的民主進程。如果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陳將所持Facebook股份直接變現(xiàn)，而不是捐給慈善機構，那么他們獲得的收益需要繳納資本所得稅，而這筆錢原本可以用于支持政府項目。如果他們在去世時將財產轉移給下一代，那么還需要支付可觀的遺產稅。然而，通過將股票捐給慈善組織，他們和他們的后代將可以避免這樣的高額納稅。

好處還不僅于此。稅務律師、《福布斯》雜志撰稿人羅伯特·伍德指出：“這樣的捐款也將帶來有效的節(jié)稅。”根據(jù)美國聯(lián)邦稅法，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陳將可以獲得相當于捐贈發(fā)生當天，所捐Facebook股票市值的信貸額度。隨后，他們可以使用這些信貸額度，為即將獲得的收入避稅，例如扎克伯格在Facebook的年薪，以及他們剩余股票發(fā)放的股息等。盡管這樣的節(jié)稅將受到限制，但總額仍是一個不小的數(shù)字。

“陳-扎克伯格行動”將以有限責任公司，而非傳統(tǒng)慈善組織的形式存在。從節(jié)稅角度來看，這并沒有帶來太大不同。在《快公司》雜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馬庫斯·巴拉姆指出，慈善性質的有限責任公司正越來越常見。只要資金被捐給慈善目的，那么就可以獲得免稅的待遇。相對于通過傳統(tǒng)慈善組織，通過有限責任公司去進行慈善投資將帶來更好的靈活性。這將影響慈善組織的運作方式，但不會影響美國財政部的收入。

如果扎克伯格的決定只是孤立的個案，那么對政府稅收來說影響不大。然而，在貧富分化越來越明顯，更多財富向少數(shù)人集中的情況下，這樣的現(xiàn)象正越來越普遍。因此，我們正看見影響的出現(xiàn)。2012年，經濟學家艾曼紐爾·賽茲和加布里埃爾·扎克曼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最富有的0.01%人口，即1.6萬人，擁有全國的11.2%財富，創(chuàng)下自1916年以來最高紀錄。此外，最富有的0.1%家庭占有的財富達到總額的22%，超過倒數(shù)90%家庭的總和。

通過將幾乎全部財富轉移至慈善機構，類似扎克伯格和蓋茨的億萬富翁將很大一筆財富置于了美國國稅局的觸角之外。作為免稅實體，這些慈善組織在出售所獲得股票時不承擔任何納稅義務。

這意味著，美國的稅基將會萎縮。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見任何人統(tǒng)計過美國財政部所付出的代價，但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與此同時，正如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和安東尼·阿特金森所提出的，這也帶來了更廣泛的問題，即我們是否應當采取更具綜合性的征稅方式。

此外從技術上來說，作為一家有限責任公司，“陳-扎克伯格行動”可以進行營利性投資。與之對比，傳統(tǒng)慈善組織必須是嚴格的非盈利機構。基于提出的使命，該公司計劃將利潤重新投資至新項目。這意味著扎克伯格更像是有著龐大智囊和社會道德的風險投資家，而不是傳統(tǒng)的慈善人士。

民主和公平

扎克伯格此舉還威脅到了另一個重要議題：民主。

蓋茨基金會等組織將自身描述為非政治、無黨派的實體，但實際上它們仍無法擺脫政治。例如，蓋茨基金會是特許學校、標準化考試和全美教育標準的重要資金支持者。(該基金會也向公立學校進行了一定的捐款。)同樣的，扎克伯格也向特許學校進行過大筆捐款。此外，扎克伯格試圖對新澤西州紐瓦克的公立學校系統(tǒng)進行成本高昂、充滿爭議的改革。

在發(fā)布至Facebook的信中，扎克伯格表示，這樣的努力尚未結束。信中稱：“我們必須參與政策和倡議，以推動社會討論。許多機構不愿這樣做，但只有通過這樣的行動去給予支持，進步才能持續(xù)。”

以上的例子并不是為了對美國的教育體系展開討論，而只是為了指出明確的一點：憑借慈善項目，扎克伯格和蓋茨等人將獲得更大的話語權，以決定政策走向，而這是普通人不可能做到的。考慮到慈善基金會處于他們個人的掌控之下，因此億萬富翁向慈善基金會的捐款越多，他們積累的影響力就越大。相對而言，普通人的影響力將被削弱。

更具體地說，在捐出450億美元之后，扎克伯格可以決定，社會向哪些項目進行投入，同時忽略另外哪些項目。因此，我們需要問問，扎克伯格此前的慈善捐款是否真的收到了成效?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扎克伯格的選擇將會影響到數(shù)百萬其他人獲得的可能性，而無論他們是否愿意。

扎克伯格在信中談到了減少貧困、促進社會公平，以及確保所有人都有機會發(fā)揮自身的潛力。然而，他是從精英階層的角度去解讀這樣的問題。他認為，貧困和公平性的缺失是由于教育體系的失敗，以及技術尚不足夠發(fā)達，無法給予人們適當?shù)臋C會。

這一觀念與其他超級精英非常相像。與普通公眾相比，超級精英們更傾向于削減社會安全基金、食品補貼和其他形式的援助，同時更贊成對教育的支出。而他們對教育的支持則更傾向于績效獎勵、特許學校和職業(yè)訓練，而不是普遍的免費大學教育。與公眾不同，他們反對政府提供生活標準保障，并在必要時扮演雇主的角色。

精英教育有著自身的適用領域，但精英階層的觀念無法確保所有人都過上體面的生活。由于“陳-扎克伯格行動”并非非盈利機構，因此該公司可以游說政府。在這樣的情況下，該公司不僅會自行推進相關工作，也會嘗試說服他人接受其觀點。

一些美國人可能會認為，富豪的慈善捐款是件好事。我們已看見了蓋茨基金會取得的杰出成果。此外，邁克爾·布隆伯格投入了大量資金和精力去改革持槍法律，獲得了美國公眾的支持。而喬治·索羅斯向民權組織的捐款也站在了普通人一邊。然而，更廣泛的問題依然存在。目前，慈善家和政治家之間的界線正日趨模糊。隨著“慈善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fā)展，這樣的界線將越來越難以分清。

從各個方面來說，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陳的慈善捐款決定都值得贊賞，而推動這一趨勢的比爾·蓋茨更足以被稱道。但從更高的層面來看，對這類捐款行為的“吹毛求疵”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