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周日。問閣下一個問題：在私隱、安全和便利之間，你重視何者多一點？因在港大爆美國政府監(jiān)控通訊計劃棱鏡行動(PRISM)而無人不識的斯諾登(Edward Snowden)，選擇了揭發(fā)國安局(NSA)內幕這條不歸路：斯諾登是叛國者還是真英雄？

這個問題的答案，得看回應者在文首三個因素之間如何權衡、怎樣取舍。在“棱鏡門”事件上，奧巴馬雖飽受壓力，但他在回應泄密問題時，就聲稱美國政府“歡迎”國民圍繞私隱、安全和便利，進行一次開誠布公的辯論。然而，以國家安全為名展開的活動，向來諱莫如深，即使電訊集團的最高決策者，由于“未經政府許可”，對公司內協(xié)助政府進行情報工作的技術人員的一切相關活動，皆無權過問。

電訊集團老總尚且給蒙在鼓里，尋常百姓對國安局一類“黑箱作業(yè)”的政府機關在干什么、公民自由受到多大程度的侵犯，所知自然更少。若非斯諾登選擇走上爆料的不歸路，國民對政府監(jiān)控的規(guī)模手法仍將一無所知，試問如何像奧巴馬所說那樣，在私隱、安全與便利之間作出“最佳取舍”？

基于此，正面評價斯諾登的抉擇，即對“叛國者”還是“真英雄”作了間接回答的人，數不在少。

便利的誘惑

政府監(jiān)控公民通訊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極限”，在下不懂回答。從“棱鏡門”發(fā)生后的民調結果可見，美國人對電話和電郵被政府監(jiān)察，認為可接受與不能接受者，大約各占一半。

不介意的人也許認同，知己知彼百戰(zhàn)百勝，情報工作不可能在無遮無掩的狀態(tài)下進行，以犧牲若干私隱權換取國土安全，非但并不為過，甚且理所當然。不過，老畢相信，在私隱保障與網絡世界提供的便利之間，習慣了資訊、娛樂唾手可得的現代人，恐怕還是比較珍惜“便利”。今時今日，上網查資料、閱讀、看片，已成為大部分人生活的一部分，為了更好地保護私隱而不得不在便利上付出代價，對不少人來說，也許較公民自由受到侵犯更難接受。美國民調顯示約半數受訪者“不介意”政府監(jiān)控通訊，與其說他們真心相信當局網羅的私人資訊越多，反恐能力便越強，還不如聚焦奧巴馬口中三個因素的最后一個：便利。

老畢有過如下的經驗：在下很喜歡吃漢堡包，常在網上查閱哪里的burgers好吃量足。不知從何時開始，在下每次登上常上的網站，率先彈出的往往并非想看的內容，而是其競爭對手令人垂涎欲滴賣相一流的漢堡包廣告。

之所以如此，自然因為對在下的閱讀興趣、消費模式以至電郵記錄了如指掌的搜索器或社交網站，在評估過老畢的可能偏好后，把結果“慷慨”地跟第三方分享，透過“度身訂做”的產品廣告，既吸引老畢眼球，又為提供用戶喜好的一方創(chuàng)造收入來源。

當然，政府知道老畢愛漢堡大餐，于防范恐怖襲擊毫無裨益。然而，《經濟學人》用了一個十分生動的比喻，對分析“老大哥”(Big Brother)問題甚具啟發(fā)性，在此不妨一提。

誰才是“看門人”？

假設有人夜以繼日在You-Tube觀看發(fā)生于巴基斯坦的“斬首”影像，然后發(fā)電郵向其胞弟“吐露心聲”，大談伊斯蘭教義之余，還加上一句：萬事俱備，只欠一個物美價廉的“高壓鍋”。Google掌握了這個用戶對“斬首”影像的癖好，并從電郵內容中得悉此人正在四處張羅一個“高壓鍋”，于是馬上充當“媒人”，聯(lián)絡大小廚具銷售商，向這個疑似恐怖襲擊的策劃者傳送高壓鍋廣告。

大家認為，Google根據對用戶所知聯(lián)絡廣告客戶的行為，是否可以接受？答案若是肯定的話，掌握大量個人資訊并以之謀取商業(yè)利益的企業(yè)，面對政府以防范恐怖襲擊為理由，要求交出相關記錄，企業(yè)應否有求必應？答案若是否定的話，那便等于說，公眾不介意企業(yè)利用其個人資料尋求商業(yè)利益，卻無法容忍政府為了安全理由而向商業(yè)機構索取一模一樣的資訊。然則，監(jiān)控公眾私隱的“老大哥”是Google、Facebook 等網絡世界的“守門員”，還是美國政府？

反過來看，倘若公眾對企業(yè)或政府肆意套取個人資料一樣無法接受，那么立足于掌控、分享用戶行為模式和電郵內容的產業(yè)/企業(yè)，整個商業(yè)模式難免要重新估量，對經濟的沖擊非同小可！

斯諾登是叛國者還是真英雄，得由美國人來回答，但生活于網絡世界的現代人，生活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娛樂要多精彩有多精彩，因確保私隱不受侵犯而甘愿走回頭路之輩，只怕再多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