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在中國正在多事之冬，除了先前高層陷入動蕩之外，發(fā)改委的反壟斷調查成為一個暫難名狀的疑問。發(fā)改委為什么調查高通？這背后的語言到底是因為解讀過多，想象大于實質，還是說，很多人想得太簡單了？無人確知，只能解讀。

壟斷之問

某種程度上，高通因中國而生，是因為高通的成功在關鍵節(jié)點上都與中國休戚相關。從成立伊始，中國聯通的CDMA建設成了高通CDMA成為全球三大主流標準之一的關鍵推動力，而這也是中國進入WTO的一次中美國家利益交換。如果沒有中國率先建網，CDMA標準可能只會在韓國這樣的小國建設，很難與歐洲主導的WCDMA抗衡。在CDMA的成功基礎上，高通更進一步，大量收購和自研WCDMA專利、TD專利、LTE專利，并積累了強大的芯片設計能力。

而后，中興、華為等中國電信設備廠商迅速崛起，成為全球五大設備商的第一和第五名，在高通的芯片采購中占據了近半壁江山。中興、華為、酷派、聯想、TCL、小米、魅族、OPPO等手機廠商崛起之后，又成為高通手機芯片的主要采購商，占據高通芯片銷售的三成以上。綜合算起來，截至9月的2013年財報顯示，高通全球總營收249億美元，中國市場營收約為123億美元，占比約49%——高通和中國已經是血脈相連。相應的，高通的市值也超過常年位居芯片市場第一的Intel，成為全球芯片市場的王者。直到今天，高通在移動芯片市場上已經高居第一，在CDMA、LTE基礎專利方面有著不可逾越的地位。

那么，高通壟斷了嗎？濫用壟斷地位了嗎？按照Strategy Analytics統計，如果按照出貨量算，2013年Q2全球蜂窩基帶芯片市場上，高通達到63%、聯發(fā)科占據13%、Intel占據7%，位居第四的展訊、第五的博通基本可以忽略不計。這樣一個地位，接近于壟斷，但是，又不能由此判定為壟斷。

主要的爭議點在于高通是否濫用了自身的壟斷地位，特別是對專利權的濫用。在高通前三季度248.7億美元收入中，75.5億美元來自技術許可，占其利潤的七成，全球絕無僅有！非常值得關注的一個點在于，手機廠商就算已經購買了高通的芯片，還要為此額外付出2%-3%點的專利費；而聯發(fā)科等芯片廠商也需要額外給高通付費——這里面存著的較大的爭議，也可能是此次反壟斷的主要著力點。

競爭之問

這個直接的動因早已有之，是否是此次發(fā)改委調查的直接原因呢？有一種解讀來自兩則市場傳言：第一個，是紫光先后收購銳迪科和展訊，志在成為僅次于高通、聯發(fā)科的第三大移動芯片力量，可能選擇與高通對抗，不再服從于由高通設定的“雙重專利費”游戲規(guī)則；另一則傳言則來自TD-LTE，中國即將發(fā)布4G牌照，而且有較大概率是TD-LTE先行，但是，高通高調宣布對TD-LTE也要收取專利費。我們無法確認這兩則消息的來源，但是，其中一些邏輯值得推敲。

第一個猜測未必成立，紫光以前并沒有在芯片或者資本運營方面成功的歷史，況且收購尚未完成，應該較難現在就主動挑戰(zhàn)；

第二個猜測有一定道理。而在TD-LTE方面，專利權本來就較為分散，自主知識產權并不意味著100%的自主。按照ETSI(歐洲電信標準研究所)數據，高通在LTE核心專利方面大約占比14%-15%，華為、中興分別占據約9%、7%；如果只計算TD-LTE，中興、華為、大唐占比應該顯著高于LTE總專利占比。——但是，最最重要的是，高通雖然不占據絕對優(yōu)勢，但是，它依然可以據此壓制其它設備、手機廠商，而不需要壓倒性優(yōu)勢。特別是中國企業(yè)如果想在海外市場發(fā)展，就必須隨時做好被高通訴訟的準備——聯想、酷派、小米等公司專利持有很少，難以實現專利互換，風險比中興、華為更大。

從邏輯上看，高通是否利用自己的少數專利壓制中國設備廠商、手機廠商，特別是對TD-LTE也意圖收取數量可觀的費用，最可能是問題的焦點。如果高通對TD-LTE的收費遠低于CDMA和FDD LTE，則最終可能達成互相都能接受的妥協。

如果能達成這樣的妥協，那么，中國廠商至少在TD-LTE相關設備、手機方面的專利費會大幅減少；而高通依然可以在CDMA相關專利收取大量專利費，在芯片設計方面的能力依然有較為強大的競爭力。

安全之問

政治問題不可回避，但是，也很難清晰解讀。適逢中國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且與美日在東海進行“溫戰(zhàn)”，所以，這種解讀不可避免，又難以定論。

眾所周知，美國IT市場有“八大金剛”之說，IBM、微軟、Google、Intel、高通、Oracle、EMC、思科，分別占據IT服務、操作系統、搜索、PC芯片、移動芯片、數據庫、存儲和電信領域的第一名，而且每個領域都是寡頭甚至壟斷地位。加上此前的棱鏡門，其潛在的安全隱患確實存在，這是國際政治里不可避免的考慮因素。

但是，你又很難說替代哪家廠商--除非它參與了棱鏡計劃等美國政府的計劃，而且，中國可以有企業(yè)進行替代。因此，在前期IBM、思科、EMC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大，因為，服務器、路由器、存儲方面，中國都有廠商可以替代。但是，高通和Intel，則沒有明確證據，也更難替代，只能以復雜的心態(tài)對待。

正如高通的成功，充斥著硅谷式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猶太人精明的收購、法律與專利一體化的美國式競爭規(guī)則、與政治高度結合的美國全球霸權主義，以及，些微的運氣，你很難一言以蔽之。正是因為有硅谷式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高通才能從一個籍籍無名的后起之秀成為全球王者，把一個二戰(zhàn)時期就出現的CDMA軍用技術推到商業(yè)巔峰；正是因為有猶太家族的精明，才能夠在市場的夾縫里抓住機會，利用國家之間的博弈讓CDMA從邊緣走向主流；正是因為有強大的法律保障，高通才能利用收購獲取CDMA基礎專利、LTE基礎專利，為自己所用，并不斷用來壓制那些敢于冒犯的廠商；正是因為美國的霸權，美國才敢于和中、韓、日等國家開口要價，通過合法的手段讓這些國家建設CDMA網絡……你很難對它一言以蔽之。

畢竟，高通作為一家企業(yè)，自身也是是極為成功的，畢竟在芯片這個戰(zhàn)場，美國內部企業(yè)之間也充滿了殘酷的市場戰(zhàn)爭，Intel也好、TI也好、博通也好，都無法在移動芯片上與高通抗衡——所以，我們既不能縮小、也不能夸大高通對專利、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借重。

所以，調查高通的反壟斷，似乎不宜以政治維度去解讀，除非你有確證；從它的專利收費模式探討是否濫用，從TD-LTE專利進行博弈，或許是更適當和有據的邏輯。 [!--empirenews.page--]